史前文物上的全息宇宙

（来源：宁夏固原博物馆）

️摘要：史前遗存上的信息纷杂，但不离其宗。所显示的日鸟纹、涡旋纹、葫芦形、网纹、鱼纹、圆环形、器物材质等，是古人全息宇宙观的主题单元。既有形式上的差异，也有内容上的穿插、勾连、特化、相融。观视之下，它们均表达了宇宙、太极、生命、秩序及天人合一、万物和谐。

️关键词：固原史前文物；太极；全息宇宙

️前言

《千字文》开篇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淮南子》释“宇”为空间，“宙”为时间，即今日科学所言“时空”；“洪荒”一词今人解为地球早期状态，亦有狭义的“洪水”与“蛮荒”附会。然而，通过观察人类文明史，其义不止于此，应是动静虚实无异、时空点面同源的二元关系，最终形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全息宇宙观。其雏形，自史前遗存即已开始。

史前遗存的符号，今人仍在争鸣。有关注符号为早期文字[1]；有持符号为文字之前的记事符号，有略同观点者或将史前符号分为数字符号[2]、方位符号、占有符号[3]，或认为“最初文字应有象形与指事两种类型”[4]......另有学位论文从艺术范畴研究区域文化符号[5]，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除此之外，对文字、符号的研究方法也谈及了个人见解[6]。

笔者以为，符号与文字并无复杂的因果关系，更无衔接上的缺环，甚至于载体本身，它们是与人类伴生的自然存在者。国家建立之前以符号交流，其后以文字满足国家属性。反而需要今人倾心投入的，是如何挖掘遗存文化内涵与传承，无论符号、文字、载体，都非微观图像、个体元素，而作为全息宇宙信息源的哲学思想是人类生存不可或阙的文化体系之一。这其中，宇宙与人类所并存的一切自然的、精神的、物质的，皆囊括其中。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部分史前文物为例，浅揭隐藏的全息宇宙观。

️一

️史前文物上的全息宇宙

️(一)日鸟与葫芦纹

先秦以来文献已有日鸟文化的记载[7]，但依据考古发现，它们较早记录于旧石器时代岩画上。自新石器开始，遗存中日鸟形象，涵盖长江、黄河流域，且具有不可逆的传承关系。从仰韶文化鸟负日陶器残片[8]、河姆渡文化的双头鸟纹骨币[9]，到固原北魏漆棺画太阳与三足乌，至明清官服的日鸟图案，在时空上无断痕。按黄河、长江流域日鸟文化“追根溯源，它们本来是一个文化系统”[10]，中华大地上的日鸟文化是同根同源的，甚至于外域的日鸟文化。

日鸟组合的意义是固有的，也是意象纷呈的。日鸟图像单独时，象征意义同样如此。在无数表现形式中保留核心结构和母题涵义，即使其他类型图像之间也存在必然的衔接链。从馆藏仰韶文化到齐家文化遗存中，日(下文或称“太阳纹”)、鸟单独图像时有发现，而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偏口彩陶罐、菜园文化单耳彩陶罐等将日鸟形象巧妙组合，尤为珍贵。以下择要例举：

馆藏齐家文化的双耳彩陶罐(图一)，两个半轮重叠的太阳纹有明显的齿形光束。这种外形写实、锯齿形光束明显的太阳纹，在淮河流域[11]，黄河上游的宗日、张家咀、姬川文化类型均有发现[12]。该彩陶罐描绘的太阳轮形，与连云港太阳石岩画中被形容“犹如即将坠入地平线下的落日”[13]的半轮太阳纹接近。该彩陶罐绘制一大一小同轴的半轮太阳，是否有日出和日落之义，尚不探讨，但可断定其主题纹饰为太阳纹。

另有菜园文化单耳彩陶罐(图二)，口亦偏，中腹置无下垂附耳，单正耳在颈部，器形如马家窑偏口彩陶罐，鸟形特征明显，甚有憨态。外壁布置葫芦纹一周，界域内填网纹。再有齐家文化带盖红陶罐(图三)，罐盖如鸟首，两耳无銎，下弯如雏鸟翅，完全别于带銎耳，应是有意为之，正视其状，恰似鸟形。另一件同文化类型的夹砂陶罐与图三造型一致，盖失。故此类件带盖罐另名“鸟形红陶盖罐”是为准确。

上述史前陶器，纹饰和形态显示了太阳和鸟的特征。太阳文化从人类之初贡献至今，“凡是阳光照耀的地方，都有太阳神话的存在”[19]。

鸟形象的内涵，有人推测黄河上游诸如石岭下类型的鸟纹、宗日文化的天鹤或鹳、鹤类禽鸟纹，齐家文化的鸦面纹等“或许是这些文化、类型的氏族图腾”[20]。“图腾”之说可作为一种模糊概念，但不是文化本义。

️(二)涡旋纹

再者，馆藏仰韶文化类型的红陶罐(图四)外壁拍印右旋痕迹，在固原境内史前文化类型中占有比重，不能视作制造工艺，而是表现涡旋意义。此外，菜园文化的夹砂陶罐浑体右旋痕迹、以方点堆纹组成四等分“S”线，与分域内波浪的“=”形符号(图五)的组合等，在其他文化类型所不见，应传递的是太极思想。

涡旋纹演变形式中，基本侧重阴阳鱼结构，如彝族天父地母图[24]是用曲对相绕的两条鱼表示，一致于阴阳鱼太极图，亦为涡旋纹旋转模式，河南汝州洪山庙遗址出土距今约6500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陶缸[25]所绘双鱼对勾图与阴阳鱼太极图完全类同。无论旧石器时期开始的欧洲原初居民，还是中国上古人类，涡旋纹的出现或阴阳二鱼模式，已经具备了二元分化的阴阳思想，为后来人类思想的发生行化提供了文化的渊源[26]。

️(三)鱼纹

鱼纹遍布史前遗存，尤其仰韶文化类型，单独出现或群体出现时，我们尚且认为“……是图腾艺术在彩陶图案中的反映”[28]，也可认为是多子和生命力的体现。但若为两两相对的鱼，其布局无论是圆、方、平行，一定特指阴阳关系或天地运行之周而复始。

馆藏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彩绘双耳陶罐(图六：1)，此双鱼纹，两两相对的鱼描绘在中腹一周，对称布局，由耳根下的“x”纹(图六：2)界域。“x”纹在黄河上游史前文化遗存如中堡岛遗址、西花园遗址、半坡遗址、姜寨遗址、石岭下类型遗迹、大张庄遗址等多有发现[29]。以青海柳湾马厂遗存为例，墓葬所出679件陶器符号，“十”字形符号数量最多，其次是“x”形，共52件，约占7.6%[30]。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四川资阳市濛溪河距今5万-7万123左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在一些石头、动物骨骼和植物上有人工刻划的“十”或“x”形[31]。“x”纹究竟何义。有认为“五”字[32]，受多方引征。但通过宁夏固原博物馆藏该鱼纹彩陶罐“x”纹来看，其出现位置或另藏他义。《说文解字》中“x”为相遇、会面，释为“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那么，该彩陶双鱼纹代表阴阳二气交会的太极，而“x”纹表示阴阳间的交互，正好释放了太极生两翼，两翼生四象……万物又归阴阳，阴阳交互归人太极的周行不殆的全息宇宙观。

️(四)璧、环形

天道，自然之道。圆环图像形成既久，考古资料表明，史前岩画开始到老官台、仰韶、大汶口、马家窑文化类型，以及菜园文化的圆环、葫芦、“S”形图像形式较多。由圆环形所演绎的诸多图案有认为是“天极观念”[33]能够切中主题思想。无论以怎样演变，圆环形均代表太极[34]。

再有，天圆地方是阴阳和合而生万物的根源，作为祭祀神品的玉器，则以玉璧、玉琮来指代，故形成“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其中“苍”“黄”，正是天之灰白与地之土黄，五行中，大地居中，为黄色。天圆，地方，所以玉璧圆形，玉琮方形。方圆之间，非独立个体，而是圆融转化，如《河图》原为方形矩阵，但其运行也能成圆：“如果将《河图》的方形图化为圆形图，木火为阳，金水为阴，阴土阳土各为黑白鱼眼，就成太极图了。”[35]如此一来，馆藏仰韶文化晚期的玉璧、石琮、齐家文化玉环，所承载全息无间的文化意义渐趋清晰。

以上所列，日、鸟、涡旋、葫芦、网纹、鱼纹、环、璧、琮所显示的太极，太极所生的阴阳，以及其他符号、纹饰单元，是一种能生万物而圆融无碍的全息关系，形式多样，内容深广。

️二

️全息宇宙的转化与传递形式

️(一)固原史前文物上全息宇宙的几层涵义

其一，前文所举史前器物信息，同样具备文字属性，石斧，可认为“且”或“祖”字，涡旋纹反映了“太极”二字，以及其他纹饰、形态之义均具备深广度。诸多信息只是缺乏资料难以追溯，但对于史前人类，其谜底是透明的。

其二，以上器物从纹饰、图像到材质，形式多样，具有转换与相生的关系。以汉魏多见的日、火、阴阳鱼、璧、环、方相氏、魁头、龙、朱雀、伏羲女娲、莲花、宝珠纹等不同区域文化主流图像为例，它们都与“太极”“无极”“中道”“变化”紧密关联，尤其佛教传入后得到无限放大与圆融[36]。

其三，它们来自史前人类对全息世界的认知，终形成黄老思想作铺垫。代表太极的玉、日、鸟等，成为道家文化各领域尤其“天宫”的重要元素：“昆山之玉津，孕于桑中，下生玉璞，如世松根，而有茯苓……下有玉璞，温莹殊美，并能制凤凰立于其上……地扶桑之上，有灵鸡、鸾凤、九色之鸟，日且升于若木，金鸟飞于桑上，即日出旸谷，其扶桑之顶有，名清阳……”[37]“宇”和“宙”，所谓时与空，皆包涵其中。

其四，从古至今，中华文化根植于天、地、人三才，正如《系传》“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即为天地人三才。其中，“人极”有男有女，亦对应有阳有阴，三才有阴阳相对，三二得六，因此有了《易》，表明太极所生的两翼再到万事万物，悉数为运动模式的周而复始。

其五，上述符号和图像之所以窥见全息宇宙，因为天所包藏的物象，地所孕育的万物，人所拥有的资源，无论点与面、大与小、多与少，时间还是空间，都是“浑然一体”间的相互消长与转化，这正是太极。因此，史前全息宇宙观初建后所产生的物象，在历史时期中，无论出自生活，还是涉及墓葬，既传递了宇宙的真相，又给予死者回归真相的美好愿景。而此宇宙的真相，正是太极。

️(二)固原史前文物传递全息宇宙的六大形式

其一，形状传递法。仰韶文化晚期石斧，齐家文化石斧和具有鸟形特征的陶盖罐等皆采用此法。尤其鸟形从马家窑文化类型偏口彩陶罐、菜园文化单耳彩陶罐、齐家文化带盖红陶罐等在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谱系关系方面具有传承和连续性，而对于固原地区史前鸟形研究，还应另当别论。此外，陶罐的形制与装饰具备了外形上的传递法，穴、葫芦、母腹等生命意义尽含其中，如王国维所见中国早期的陶容器制作是在模仿葫芦基础上完成的[38]，且传承至今。

其二，装饰工艺传递法。仰韶文化和菜园文化陶罐上的堆贴、拍印的涡旋纹；马家窑文化彩陶罐上鱼纹、“x”纹、葫芦纹、网纹，齐家文化彩陶罐上的太阳纹、涡旋纹等，为不同装饰方法传递的信息源。

其三，材源传递法。旧石器到新石器的玉、石质地和泥陶质地的器物都隐藏着相应的内涵。

其四，颜色传递法。颜色是表示全息宇宙的主要单元，尤其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藏菜园文化彩陶豆、罐、钵等[39]用红色点纹或线条纹装饰内外，既有涡旋纹的变异、星象的暗示，也有颜色的特殊意义。其他彩陶罐则以黑色为主色调。早期文献载：“禹作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40]红与黑的运用在不同区域文化类型中有所差异，大地湾文化用红彩；半坡类型多用黑彩；半山类型红、黑兼用，马厂类型和齐家、辛店文化均以黑彩为主[41]。红黑两色结合原来是高贵、神圣的体现。红色为火，黑色为水，正是先天八卦的“水火相射”。火是离，水是坎，两种相互排斥的元素在先天八卦中则成了“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相射”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相融关系。由此来看，固原境内仰韶、马家窑、齐家文化类型的黑彩和具有当地土著文化的菜园文化的红彩，可作为梳理文化源流的切入点。

其五，混合传递法。即以上四种方法结合，从多点位表现全息观念。例如，偏口彩陶罐，既有鸟形意义，又有陶罐本身意义，亦包含纹饰意义;玉璧、石斧等，既有外形涵义，又包含材质涵义。另外，尺寸和材质产地应作为揭露对象，成果可能令人意外，但鲜有相关研究。

其六，“势”在其中。“图势”[42]或“形势”也应列入古人类传递全息观的重要环节。它们“以一种‘拟人化’的感情对待自然万物，并用哲学化的思想建构画面空间，必然视整个宇宙为一个充满生机的整体。”[43]其“势”所显的二元关系被并入各领域。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藏史前文物显示了大美、拙巧、仿佛自然垂成，一派浑然之势，毫无生硬与拘谨，从“势”上再现智慧。同文化类型、同器物中，一定存在“势”的“差别相”与“一合相”。正是通过“势”而建立共存秩序的基础，形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物有本末”“长幼有序”等诸如此类涵盖“天地”“万物”“人”的文化单元。

️三

️结 语

此文中文物信息可见，史前人类对宇宙的概念正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生命不息”的一贯性，是宇宙运行的基本模式。宇宙的物质现象、自然现象、精神现象均遵循此运行模式，三种现象间并未相对或者剥离。史前开始，人们便把这种至高的哲学思想通过各种方式置入各领域，器物与纹饰仅是之一。因而造就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系统的、秩序的、全息的、无间的思维方式，即为宏观宇宙可聚焦一个点，一个点可观察整个宇宙人生，以此育化人类与万物和谐共处，这种独一无二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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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3年第2期，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9期。

[2]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3] 何燕：《论史前刻划符号的前文字性质》，《浙江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4] 连登岗：《华夏文字与汉字的起源》，《青海师专学报》2009年第6期。

[5] 郭颖珊：《甘肃地区史前陶器上的人像研究》，兰州大学2017-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黄厚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中的鸟形象研究》，南京艺术学院 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何阿平：《云南史前美术的多元发展》，中国美术学院 2022年博士学位论文。

[6] 黄亚平、伍淳、宁如雪、石从斌：《大地湾陶符的性质及史前陶符的研究方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黄亚平：《史前文字符号研究的基本观点》，《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黄亚平：《广义文字学刍议》，《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7]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508页，篇云：“日中有乌”，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502页，云：“日中有三足乌。”

[8] 北京大学考古系：《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9]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10] 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

[11]（日）荒木日吕子：《从淮河流域发现的符号所看到的世界观——以贾湖、双墩、龙虬庄遗址为中心的考察》，2004年安阳殷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2] 谢端琚、瓯燕：《黄河上游史前陶器符号与图像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集。

[13] 李洪甫：《太平洋岩画》，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151页。

[14 ]吴苏：《坪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

[15] 李新伟：《中国史前陶器图像反映的“天极”观念》，《文物研究》2025年第3期。

[16] 闻一多：《伏羲考》，田兆元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4-75页。

[17] 胡建升：《人文肇元：史前彩陶图像与华夏精神》，《民族艺术》2025年第1期。

[18]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4页。

[19] 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19页。

[20] 谢端琚、瓯燕：《黄河上游史前陶器符号与图像研究》，《考古学集刊》2006年第1期。

[21] 郎树德、贾建威：《彩陶》，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69页。

[22] 刘铮：《甘青彩陶纹饰圆圈纹新解》，《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

[23] 李学武编：《中国原始彩陶》，江西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24]王继超、陈光明主编：《彝文典籍图录》，贵州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9页。

[2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彩版1。

[26] 胡建升：《人文肇元：史前彩陶图像与华夏精神》，《民族艺术》2025年第1期。

[27] 宁夏文物考古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著：《宁夏菜园》，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24页。

[28] 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

[29] 杨振彬：《长江下游史前刻划符号》，《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

[30] 同[20]。

[31] 见于2024年中央、地方各官网。

[32]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

[33] 李新伟：《中国史前陶器图像反映的“天极”观念》，《文物研究》2025年第3期。

[34] 方石：《固原北魏墓铺首衔环上的多元丧葬文化与相关研究》，《北朝融合——丝绸之路暨北朝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23年（待出版发行）。

[35] 祖行：《图解易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36]同[34]。

[37] 电子书，手抄影印版《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卷之十六・第三东极青华帝君歌曰》，第115页。

[38] 王朝闻：《中国美术史：原始卷》，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39] 魏瑾主编、黄丽荣编著：《固原出土丝路文物线图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11页，陈列于宁夏固原博物馆“千年固原丝路华章”历史部分的第一展厅。

[40] 马银琴编著：《韩非子正宗》，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62页。

[41] 同[20]。

[42] 刘程：《论中国史前岩画图像中的“势”》，《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43] 冯民生：《意象与视像——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空间表现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