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古希腊发生？
古希腊自然哲学是一次科学革命，而且是一次“大写的”科学革命，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次科学革命在公元前2世纪突然衰落了，从而导致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古希腊发生。
而且，即使这样的衰落没有发生，那么，近代科学革命也不可能在古希腊发生，这也是由古希腊自然哲学认识的特点所决定的，它决定了古希腊自然哲学革命在古希腊之后将会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
至于何时会发生由古希腊自然哲学引致的类似于近代科学革命那样的科学革命，则要视具体的社会历史演化而定。
对于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古希腊发生，除了上述休厄尔、戴克斯特赫斯与霍伊卡从古希腊自然哲学自身的认识特征考察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古希腊自然哲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即古希腊自然哲学社会应用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
戴克斯特赫斯认为，希腊几何学家所颂扬的柏拉图主义的纯洁性阻碍了对应用数学的寻求和变量处理；科学与技术之间缺乏富有成效的互动，一般性地低估了研究自然的困难而无法穷尽所有可能的原因[17](P320-321）。
本杰明·法兰顿（Farrigton,B．）指出，仅就内容和方法而言，公元前2世纪以来的希腊科学为科学革命做好了准备，但是，由于缺乏实际应用和与当时的技术富有成效的互动，奴隶制社会背景注定使古代科学随即陷入停滞。
他进一步指出，在古希腊奴隶社会，所有的劳动都由奴隶完成，自然哲学家们并不劳动，也不关心技术，更不考虑（根本没有考虑到）科学的技术应用，而是热衷于沉思，由此导致理论与实践的断裂，理论的社会功能丧失了，失去了进一步前进的动力。
而当希腊科学在16世纪中叶的西欧复兴时，它置身于自由劳动的崭新氛围中，中世纪的技术成就以及一种源于《圣经》的乐观积极的世界观赋予了它生命力。在这样的新环境下，古代科学的“种子”最终“长出了健康的庄稼”[21]。
对于法兰顿的上述观点的分析也要一分为二。不可否认，古希腊自然哲学与技术乃至社会生产实践的脱节，确实使其从物质生产和使用的角度考虑没有社会存在的必要，但是，如果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一开始不这样做，而是出于应用来建构古希腊自然哲学，所产生出来的如此这般的古希腊自然哲学还能够产生吗？由此作为源流的近代科学革命还能够发生吗？
即使不考虑上面这一点，认同古希腊自然哲学确实与社会生产脱节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就一定没有社会地位而被边缘化吗？当然不一定。
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的人们往往是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考虑的，如果从非物质利益的角度考虑，即从人类的精神文化价值角度考虑，古希腊自然哲学还是可以有其社会的价值———精神价值———追求智慧以及探索自然奥秘的价值，从而使其成为社会精神的一部分。
但是，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社会遭遇看，这方面的价值并不为社会所遵从，社会所遵从的价值是人的生存意义及其价值，由此使神学自然观以及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成为社会的核心及人类关注焦点，而关注自然的起源、世界的变化的自然哲学不被社会所重视，不能成为主流之学。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晚期古希腊自然哲学有了一个转向，即不是像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如泰勒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原子论者那样，由世界的本原来认识世界，也不像古典希腊自然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由数学理念和内在目的来认识自然，而是由解决个人的人生问题认识自然。
古希腊自然哲学似乎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解决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社会合法性问题，但是，此时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就已经不是原先的古希腊自然哲学了，他的目的不是去认识自然，而是去理解人生及其人生的意义，照此发展下去的古希腊自然哲学肯定要失去其独立性，成为宗教以及人生哲学的附庸。按照这样发展下去，现在所称的近代科学革命肯定不会以此为源流而发生了。
克拉盖特赞同法兰顿的“希腊科学已经非常先进”观点。但是，他认为，这样的科学并没有将技术扩展成所有科学所不可缺少的资源，从而导致希腊科学不能向前迈进，只能进入平稳状态。“这种平稳状态源于罗马人的统治，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精神力量’的传播。”[17](P325-327)
根据克拉盖特的观点，近代科学革命之所以没有在古希腊发生，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和文化氛围发生了变化而导致其呈现平稳状态。
不过，考察克拉盖特的这种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一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是否就进入平稳状态，它是否进入到突然的衰落状态；二是作为平稳状态的上述三个方面是否合理，事实上，诉诸超自然原因以及超自然事物来对自然现象进行研究的赫尔墨斯传统，对于近代科学革命的发生，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且，古希腊自然哲学之所以能够作为“大写的”科学革命以及近代科学革命的源流，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追求智慧，“为了认识而认识”。
这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最伟大之处，也是它摆脱功利性的应用束缚，探索自然的奥秘。虽然古希腊自然哲学与技术相脱节，从而与社会应用脱节，被边缘化，不能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也保证了它的理性认识的贯彻。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上面对“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古希腊发生”的考察，主要是就其自身认识和应用特征而言的，事实上承认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含有丰富的近代科学思想成分，可以作为近代科学的源头，但是，其也具有近代科学所不具有的特征，因此导致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古希腊发生。这就是说，古希腊自然哲学一定程度上为近代科学革命做好了准备，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导致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古希腊发生。
结论与讨论：如何看待古希腊自然哲学之科学革命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古希腊自然哲学是一次科学革命，而且是一次“大写的”科学革命。这种“大写的”科学革命不仅表现在它不同于神学，不是通过超自然的因素来认识自然，而是通过自然的因素来认识自然，而且还表现在它是哲学意义上的革命，即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从“神学式科学”走向“哲学式科学”。
这是与近代科学革命的方式不同的，近代科学革命虽然以古希腊自然哲学为思想源流，但是，它也是对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一次革命，即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哲学式科学”转向“实证式科学”，由此，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由哲学式的观念先在于世界之经验，转向世界之经验基础上的哲学式概括。
卢西奥·鲁索没有看到这一点，虽然他也承认古希腊自然哲学是一次科学革命，但是，更多的是从近代科学的角度来考察和界定的，没有认识到这次科学革命是一次哲学意义上的革命，是“哲学式科学”革命。
既然古希腊自然哲学是一次“大写的”科学革命，为何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并进而提出来呢？主要原因在于，生活于现代的人们从自身生活的情势出发，习惯于从现代的视角去关注近代科学革命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关联，认为其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对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这一问题，则往往忽视了。
H·弗洛里斯·科恩指出，对于“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古希腊发生”这一问题，科学史家进行了诸多系统的研究。
他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分为两种思路———内在的驱动力和外在的实用价值，并且认为这是近代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也是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古希腊发生的原因。
不过，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古希腊自然哲学像劳埃德和本-戴维所说的那样———“在公元前2世纪突然衰落了”，那么，就不是古希腊自然哲学与近代科学之间“不连续”，而是古希腊自然哲学自身“不连续”。
既然古希腊自然哲学衰落了，那么再谈论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古希腊发生，也就没有意义了。由此，H·弗洛里斯·科恩指出，也许问以下的问题更有意义：“为何衰落恰恰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它是如何出现的？创造力之流是完全枯竭了，还是在寻找新的河床？”[6](P22)
应该说，H·弗洛里斯·科恩的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正是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导致作为“大写的”古希腊自然哲学革命的中断，也正是由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内在的“本原的-实在的”“数学的-抽象的”哲学认识特征，以及外在的技术应用的缺乏和诸多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导致了这种衰落以及使得古希腊自然哲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就此而言，“大写的”古希腊自然哲学革命不仅中断了，而且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况也导致以古希腊自然哲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革命，不仅不可能在古希腊发生，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
当然，只要条件允许，这样的科学革命还是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
也正因为这样，对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保存就非常重要。考察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历史遭遇，虽然其手稿有许多已经散佚，但是，也有一些得到保存并且被“文化移植”，以某种方式恢复，最终在近代作为科学革命的渊流引发科学革命。
关于这个方面，H·弗洛里斯·科恩作了详细叙述，认为古希腊自然哲学在经历了二次“翻译浪潮”和三次“文化移植”之后，最终在西方导致近代科学革命的发生[6](P40-81）。
综上所述，古希腊的近代科学革命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才有可能发生的，历史的发展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可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