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化的女儿方苓娟：我父亲演了一辈子坏人，但他真的是个好人

方化天生活力十足，似乎注定不愿安于平凡。小时候，他就显现出表演方面的非凡天赋，尤其是在旅顺的黄泥川村，街头的皮影戏常常吸引他。他总是在人群最前排，目不转睛地看着幕布上的光影变化，而那些耍杂技的街头艺人，他也从不缺席，翻跟头、抛球这些动作，他在家偷偷模仿得有模有样。更厉害的是，他观察院子里的小动物，模仿它们的一举一动——小猫轻轻走路的样子，小狗摇尾巴时一蹦一跳的模样，他都学得栩栩如生，甚至连邻居看了都忍不住夸奖一番。

然而，到了上学的年纪，他的活跃天性却成了麻烦。方化在当地的学校里总是坐不住，上课时要么发呆盯着窗外的麻雀，要么偷偷玩弄从家里带来的小玩意儿，课本上讲的内容他一概不感兴趣，逃课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他偷偷跑去看街头的猴戏，结果忘了回到课堂，直到天黑才被家人找回。成绩自然也差，每次考试成绩，他的名字总是在最后几名，老师因此经常找他父亲告状。

成年后，方化去了大连商业学堂，尤其在日语课上，他更是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与日本教官的互动中，他常常表现出桀骜不驯的姿态，导致他多次遭受体罚，竹剑抽打的疼痛甚至让衣服下渗出血迹，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大连商业学堂毕业后，方化的生活并不顺利。1944年年底，他整理好简单行李，离开旅顺，前往长春投奔舅舅。当时的长春是日本占领的“新京”，街上弥漫着日式建筑与宪兵巡逻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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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化到舅舅家后，舅舅靠缝补衣物为生，家里的负担也不小。刚到长春不久，方化便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听说“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正在招人，这是一个日本人创办的电影制作公司，专门拍摄宣传片和娱乐片，算得上是当地的“大公司”。经过一番努力，他成功进入了制作部，成为了一名杂工。1945年抗战胜利后，日本投降，“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被改建成东北电影制片厂。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演员王人路。王人路是个话剧出身的演员，嗓音洪亮，表演有感染力，两人一拍即合。王人路看出了方化身上表演的潜力，将他推荐到了东北剧社。剧社当时正在排演话剧，方化抓住机会，从跑龙套开始。

194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筹备拍摄《松花江上》。在选角时，导演金山遇到了一道难题——为片中的日本伍长角色挑选合适的演员。最终，金山找到了当时22岁的方化，向他发出出演邀请。起初，方化拒绝了这次机会，他对穿上象征侵略者的日本军服心生反感，这身制服勾起了他对过往殖民统治时期的回忆。可是，导演金山耐心地解释了拍摄的意义，强调电影作为艺术手段，能够揭示侵略者的本质，起到警示作用。这番话让方化重新考虑了出演的可能性，他接受了挑战，进入了准备阶段。

当他穿上那身军服，粘上八字胡，站在镜前时，突然与小时候曾遭体罚的日本教官的形象产生了联系，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表演的决心。在《松花江上》中，方化成功塑造了松井这一角色，表演突出了角色的负面特质。影片上映后，社会反响热烈，甚至有观众因其扮演的角色对他投掷蔬菜以示不满。之后，方化继续在塑造日本军人形象方面深入探索，1955年，他在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扮演日军中队长松井，投入大量精力去准备角色，甚至留起了山羊胡，并且常常捻着胡须。为了表现松井的冷酷与审视，方化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动作——眯起眼睛观察，这个细节得到了导演的认可。

电影《平原游击队》公映后，松井这个角色深入人心，给方化的家庭生活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据方化的女儿方苓娟回忆，由于父亲的“松井”形象过于深入人心，邻里的孩子们甚至称她为“小鬼子崽子”。然而，方化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历史时期遭遇了个人困境，他被下放到河北某农村，在那里的牛棚中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时光。尽管环境艰难，他依然没有放弃对表演艺术的追求。夜晚，他利用微弱的光源阅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白天则放牛。有一次，他在放牛时哼唱《平原游击队》的主题曲，引发了误会，公社的书记误以为他在唱日本军歌，造成了暂时的紧张局面。

1980年代，方化依然坚守在表演的道路上。1994年，导演姜文为他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保留了一个角色——一位人民军队的首长。此时的方化年近古稀，身体因化疗而虚弱，但在镜头前，他依然尽力展现军人的挺拔姿态。女儿方苓娟知道，穿上这身军装，扮演正面的形象，是父亲多年来未能实现的心愿。然而，悲剧发生了，电影上映前三个月，病魔终究夺走了方化的生命。临终时，他轻轻摘下假牙，模仿起松井的狰狞表情，吓得护士打翻了药盘。

整理父亲遗物时，方苓娟发现了那些泛黄的剧本和笔记，记录着父亲的表演细节。在《甲午风云》中，他在反派角色台词旁写下了“此处应有海风掠过眼神”；在《南海的早晨》中，他特意标注“收枪动作要优雅”。这些细节展现了方化作为演员的匠心与执着。他一生致力于揭示侵略者的“画皮”，同时坚守中国艺术家的“风骨”。